三百三十六章 大将孟珙（三）

    孟珙不但实战经难极为丰富，同时在对元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军事思想，称得上是一位战略极别的将领。孟珙在抗元斗争中贡献最大的是藩篱三层理论。淳佑元年（1241年）春，孟珙改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夔州路制置大使，统领长江上游、中游的防务，正式成为南宋两个战区的主帅。在宋蒙战争的局面基本稳定下来后，孟珙开始着手建立整体性的防御体系。

    首先，是大本营京湖战区的建设。孟珙引用三国名将陆抗的话：“荆州，国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当倾国争之。”他指出，长江从上游的秭归到中游的寿昌（今湖北鄂州）防线漫长，既有渡口，又有关隘，处处防守的话令人堪忧，因此必须倾全国之力守住荆襄一带。中游重镇江陵城，四周都是良田，孟珙发现这个情况后认为这样的平原没有阻拦，敌人骑兵能够很快到达城下。他亲手绘制工程图，组织军民在江陵附近以沮、漳、汉三条河流为依托，建起堡垒和隘口。后来襄樊的失守直接导致南宋灭亡，证明了京湖对于南方政权的重要性。

    孟珙为了确保抗元斗争中就地取粮长期坚持斗争推行屯田制度。孟珙认为兵以卫民为天职，民以养兵为义务，兵与民相依为命，“立砦栅”与“安耕种”相辅相成。从秭归到汉口，孟珙大兴屯田，调夫筑堰、募农给种，共有十八万八千顷。屯田使得军队的后勤供应得到了充分保障，朝廷也降诏奖谕。

    他奏请朝廷，准备在京湖战区设立三层防线，第一层设在川东的涪州、万州，第二层设在湘西北的鼎州、澧州，第三层则设在湘西南的辰、靖及广西的桂州一带。全称“藩篱三层”。宋理宗对此也深表赞同，为了能更有力地支持孟珙的工作，宋理宗还特地撤销了四川宣抚司，将孟珙的四川宣抚使改为夔州路制置大使兼屯田使（宋制，宣抚使高于制置使）。这样，四川制置司就只管利州、潼川府、成都府三路，四川成了三川，而剩下的一川被纳入了孟珙的直接管理下。“藩篱三层”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尤其是当时不被重视的第三道防线。孟珙已经指出蒙古军从云南、广西迂回进攻湖南的可能性。但是他反对朝廷随意向广西边境派兵的做法，认为那里遍布少数民族部落，只需要择人分布数地，使之分治生夷，险要形势，随宜措置，创关屯兵，积粮聚刍。就算蒙古人入侵如果得不到当地土著的支持，必然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而一味增兵不但空费粮饷，甚至可能会激化同当地人的矛盾。果然在孟珙去世六年后，忽必烈、兀良合台等人采用大迂回的战略，经吐蕃、灭大理国入湖南，得到了应验。

    在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孟珙还发现和培养了大量人才，如袭扰河南之战的王坚、刘整。王坚前者指挥了闻名世界的“钓鱼城之战”；蒙古入侵过程中受到了南宋军民的极力抵抗，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钓鱼城之战（合州之战）。钓鱼城之战又称合州之战。

    蒙哥汗八年（1258年）年底，蒙古侵略大军进逼四川，在潼川府路合州钓鱼城下受阻。蒙哥派降人前去招降，宋知合州王坚严辞拒绝并杀了使者。蒙哥遂决心用武力征服钓鱼城。次年正月，蒙哥分兵进攻合州旧城（今重庆市合川）和渠江流域的礼仪城（今四川省达州市渠县东北）、平梁城（今四川省巴中市西），断绝了它们与钓鱼城的联系。同时，蒙哥还派纽磷进攻忠（今重庆市忠县），涪（原四川省涪陵市，今属重庆市），断绝下游宋军的增援，使钓鱼城完全孤立无援。二月，蒙哥亲率诸军驻于城东南角的石子山上，扫清了江上宋军船只。但是，蒙军连续攻打钓鱼城及其周围的营寨，都被击退。四月，蒙军虽然绕道西北攻外城，更曾一度登上城头，但仍被击退。由于屡攻不克，前锋主帅汪德臣又受伤而死，加上夏季到来，蜀地炎热，疫症流行，令蒙军士气低落。另一方面，城内南宋军民在王坚的率领下，白天抵抗蒙军进攻，夜晚则偷袭蒙军营寨，蒙军无计可施。七月，蒙哥在督师攻城时负伤，后伤重死亡，征蜀的蒙古大军被迫撤退，进攻荆鄂的忽必烈也于年底北还争汗位，南宋遂得以延续。

    宋理宗嘉熙四年（1240），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为了抗击蒙古军，派甘闰于潼川府路合州（今重庆合川）东十里钓鱼山上筑寨。淳祐三年（1243），四川制置使余玠命冉琎﹑冉璞主持修筑钓鱼城，迁合州治所于此，驻以重兵，以控扼嘉陵江要冲。宝祐二年（1254）王坚任合州守将，大规模修城设防，陕南﹑川北人民纷纷迁来，钓鱼城成为数十万的军事重镇。六年（1258），蒙哥大汗率主力入四川，攻占许多地方，钓鱼城却巍然屹立，成为阻击蒙古军的坚强堡垒。

    开庆元年（1259）二月，蒙哥进驻石子山，亲自督阵攻城。从二月到五月，先后猛攻一字城和镇西﹑东新﹑奇胜﹑护国等城门以及外城，均被击退。六月，宋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吕文德率战舰千艘往援，为史天泽击败，退回重庆。蒙古军加紧攻城，仍不能破，其先锋大将汪德臣被击伤死去。接着，蒙哥亦被击伤，七月二十一日死于军中，蒙古军被迫撤围。蒙哥死后，蒙古贵族在汗位继承上发生火拼，在湖北前线的忽必烈匆忙北撤，争夺汗位。钓鱼城抗蒙的胜利，扭转了局势。此后，马千代替王坚为合州主将，景定四年（1263）张珏又代马千。张珏守合州，屡败元军。

    德佑元年（1275）王立又代张珏为合州安抚使，祥兴二年（1279）正月，王立降元，坚守三十余年的钓鱼城终于失陷。从南宋宝祐六年至开庆元年（蒙古帝国蒙哥汗八年至九年，1258年—1259年），在蒙哥攻宋之战中，宋将王坚及副将张珏扼守钓鱼城（今重庆市合川区城东五公里左右钓鱼山上），抵抗蒙古军进攻的著名要塞防御战。

    宝祐六年（1258）七月，蒙哥汗统兵4万，号10万，自六盘山（今宁夏境）分兵三路进攻四川。十二月，攻占川西、川北大部州县，进抵武胜山（今武胜县城附近），准备进攻潼川府路合州，宋将余玠已将合州治所移于钓鱼城。钓鱼城坐落在今重庆市合川区城东5公里的钓鱼山顶，其山突兀耸立，相对高度约300米。处嘉陵江、渠江、涪江汇合处，南、北、西三面环水，壁垒悬江，城周十二三里，均筑高数丈的石墙，南北各建一条延至江中的一字城墙；城内有大小池塘13个，井92眼，可谓兵精粮足，水源充足；江边筑设水师码头，布有战船，上可控三江，下可屏蔽重庆（今重庆市），是支撑四川战局的防御要塞，地势十分险要。蒙哥派降将晋国宝入钓鱼城招降，被王坚所杀。

    九年正月，蒙哥汗恃其兵强马壮，不纳术速忽里避开坚城，迂回夔州、万东下的建策，无视天候、地理的不利条件，决心攻下钓鱼城。遂遣诸王末哥攻礼义山城（今渠江东北，俗称三教寺寨），曳剌秃鲁雄攻平梁山城（今四川巴中西），命宋降将杨大渊率军突袭合州旧城，切断外围诸城与钓鱼城的联系。同时，令四川都元帅纽璘自成都趋涪州蔺市（今重庆市涪陵区西）造浮桥，断绝宋援。又在铜罗峡据险为垒，阻遏重庆宋军北进。

    1259年二月二日，蒙哥汗率军渡过鸡爪滩（今钓鱼城东北鸡心石），驻于城东石子山。三日，蒙哥亲督诸军攻钓鱼城。七日，蒙军攻一字城墙。九日，蒙军猛攻镇西门，不克。这日，蒙古东道军史天泽率部也到达钓鱼城参战。三月，连续进攻城东之东新门、奇胜门、镇西门、小堡等处，但在宋守城军民顽强抗击下，均遭失败。四月三日，连降大雨20天。二十二日初晴，蒙古军偷袭城南护国门未逞。次日深夜，攻破城北出奇门至嘉陵江一侧的一字城，但被王坚率勇士力战夺回。宋理宗闻讯，下诏嘉奖，鼓励合州军民。钓鱼城久攻不下，蒙哥汗命诸将“议进取之计”。术速忽里认为，顿兵坚城之下是不利的，不如留少量军队困扰之，而以主力沿长江水陆东下，与忽必烈等军会师，一举灭掉南宋。然而骄横自负的众将领却主张强攻坚城，反以术速忽里之言为迂。蒙哥汗未采纳术速忽里的建议，决意继续攻城。蒙军大举攻蜀南宋对四川采取救援行动，但增援钓鱼城的宋军为蒙军所阻，始终未能进抵钓鱼城下。尽管如此，被围攻达数月之久的钓鱼城依然物资充裕，守军斗志高昂。

    一日，南宋守军将重15公斤的鲜鱼两尾及面饼百余张抛给城外蒙军，城内守军并投书蒙军，称即使再守10年，蒙军也无法攻下钓鱼城。此时的南宋军民可谓士气如虹，不但守城强悍，展开的心理战也是杠杠的。相形之下，城外蒙军的境况就很糟了。蒙军久屯于坚城之下，又值酷暑季节，蒙古人本来畏暑恶湿，加以水土不服，导致军中暑热、疟疠、霍乱等疾病流行，情况相当严重。

    六月初，四川制置副使吕文德率战船万艘，溯江而上，冲破蒙古军的封锁进入重庆。后又率舰千余艘沿嘉陵江北上，救援合州，至三槽山西，遇蒙古军阻截。经略使史天泽分军为两翼，跨江侧射，亲率舟师顺流纵击，夺宋战船百余艘，击退其援军，乘势追至重庆而返。时天气大热，瘟病流行，蒙古军战斗力大减。王坚乘机多次夜袭蒙古军营地，使其人人惊恐，夜不得安。初五日晨，蒙古军前锋元帅汪德臣率军乘夜突破外城马军寨，王坚率兵拒战。天将亮时，下起雨来，蒙军攻城云梯又被折断，被迫撤退。蒙军攻城5个月而不能下，汪德臣遂单骑至钓鱼城下劝降，被城上飞石击中，不久死于缙云山寺庙中。

    蒙哥汗大怒，命军在东新门外筑台建楼，窥探城内虚实以便决战。七月二十一日，蒙哥汗亲临现场指挥，中飞石受伤。二十七日，卒于军中（一说染病而死）。蒙古军遂撤围北还。1259年，蒙哥在进攻钓鱼城时被宋军飞矢击中，伤重不治。临终前，蒙哥汗心有不甘的说道：“我一生征战，破城无数，却没想到最后阴沟里翻了船，栽在了这小小的钓鱼城。将来攻下了钓鱼城，你们要将城里的宋人全部杀掉，以解我心头之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