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七十章 更加残酷的斗争（十二）

    此后苏轼的职位虽然多次调动，但因苏轼自己的要求基本在各地任职。比如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苏轼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苏轼任定州知州。但是好景不长，在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后，哲宗执政，新党也再度执政，所以在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苏轼虽然早已离开朝庭在地方任职，还是受到了牵连。官职是一落千里，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

    早在高太皇太后去世前，苏轼就迫不及待地上疏朝廷希望外放，以远离朝堂斗争。结果朝廷任命的诏书还未下达，高太皇太后却先一步走了。随着高太皇太后的仙逝，苏轼的好日子当然也没了。

    为什么因为朝廷已经变天了，如今是宋哲宗当家做主了。虽然当时宋哲宗第一时间答应了苏轼的请求，任命他为定州(今河北定县)军州事，同时任命他为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兼职礼部尚书，并赐金带、银鞍辔马等物，给了他极高的荣耀和赏赐。但是所有人都明白，苏轼的好日子到头了。

    上述那些礼物和官职不过是皇帝送给苏轼的最后一份礼物罢了。因为按照当时的朝廷规定，重要大臣赴任前，都要跟皇帝当面辞行，宋哲宗竟然以“本任官阙，迎接人众”为借口(事多、没时间)，根本不召见苏轼。即使苏轼是他长达五年时间日侍身边的伴读老师，也懒得搭理了。宋哲宗这样做，就等于释放了一个重要的信号了--这个老师，我不想要了不管他了。你们要陷害他，我也不管!就这样在定州任职期间，苏轼是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的，他无奈地看到支持变法的“元丰党人”陆续回期，将那些反对变法的“元祐党人”赶出朝廷并挨个受到了严重的处罚。

    经过了半年的驱逐后，章惇为首的新党终于调转枪口，准备收拾苏轼了。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章惇开始攻击苏轼，他故伎重施，以苏轼自负，以才高狎侮公卿，诽谤先帝、诽谤同僚，反对变法为由，要求对其严惩不贷。史料记载，章惇当时攻击苏轼的方法，与当年的“乌台诗案”如出一辙连罪名都一模一样，这轮回，这命运，实在是无话可说。

    当时在章惇等人的攻击下，苏轼百口莫辩，只能乖乖“认罪”。于是朝廷颁布四道圣旨，开始对苏轼进行来历的打击了。第一道圣旨，取消苏轼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称号，撤销其定州知州的官职。第二道圣旨，改判苏轼为英州(今广东英德)知州，命其去那里赴任。第三道圣旨，依旧任命苏轼为英州知州，但不许升迁。要知道，根据朝廷规定，地方官员若无重大过失，任期一满，是可以升职的。宋哲宗的这道诏书，彻底断绝苏轼的升迁之路，他再也无法回到朝廷了。至此，在章惇等人的攻击下，已经六旬的苏轼只能强打精神，开始南下他要从河北的定县出发，颠沛流离数千里，前往广东的英德。从河北到广东即使用今日之交通工具，也是一次艰苦的漫长之旅，何况是千年前的宋朝。

    在这种背景下，苏轼以六十之年的身躯，在三伏之毒暑的天气中，完成这条四千余里的漫长旅行，其一路上的艰辛可想而知。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苏轼刚刚进入安徽就接到了朝庭的第四道圣旨，一道彻底要他命的圣旨。这道圣旨是撤销苏轼左承议郎的身份，由英州知州降为宁远军节度使，发配到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在宋朝所谓的节度副使，就是一个没有品级的虚职，而不得签书公事则说明，此时此刻的苏轼跟在黄州时一样，又成为一个戴罪反省的大臣了。对苏轼而言，人生真是一个笑话，一场循环不止的大梦而已。曾几何时自己从黄州出发，从戴罪之身，一年之内连升六个官阶，变成了国家三品大员，距离宰相仅仅一步之遥。结果在一年之内又飞降六个官阶，又一次变成戴罪之身了。“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这首苏轼书写的诗句，就是其当时内心最真实的写照……人生就是这样的荒诞不经。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不但在宋朝历代以来，放逐海南都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因为海南是当时人们心中的天涯海角之地，已是无处可去的地方了。但是豁达的苏轼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到达儋州后苏轼写道“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100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史料记载，在章惇的拼命打击下，苏轼是一贬再贬，最终去无可去直接到了最南面的海南。但是对于这个陷害自己的好友章惇，苏轼不仅不怪他，甚至可能早就预测到了自己的结局。

    因为长久的相处，苏轼知道章惇身上有两个巨大的优点，让苏轼深刻了解他的为人。章惇身上第一个优点--胆大!史料记载，苏轼和章惇一起游玩时，有一天他们玩过头了，已经日上三竿。他们回不去了，只能在一处寺庙内投宿。当时寺庙的僧人热情接待了他们，饮食住宿，一应俱全。只不过在安排房间时，僧人告诉他们:“我们这里是佛教圣地，有很多亡灵会来这里寻求超度。因此晚上，这里可能会闹鬼，学士们不必害怕，不理会便是。”

    一听这话苏轼吓坏了，他强烈要求跟僧人同屋，让僧人保护自己。然而听完这个话后，章惇却毫无惧色，他推开房门，一个人走了进去，呼呼大睡。第二天天亮后，苏轼来找章惇，发现他依旧呼呼大睡。见此景后苏轼挑大拇指道:“这个章惇，真是一个胆量惊人的主。

    章惇身上第二个优点--不怕死!史料记载，还是苏轼和章惇旅行中发生的故事。有一次这两人出去游玩。来到一个溪边，溪在万丈悬庄之上，对面是一座陡峭的石壁。见此景，章惇笑着对苏轼道:“老苏咱俩到对面去，去那个峭壁上写诗，如何“苏轼既恐高又怕死，就摆摆手不去。章惇一看，你不去，我去。于是章惇来到悬虐边，拽着一根老藤就荡了过去。踩着险石，章惇毫无惧色地掏出笔墨，在峭壁上写下了“苏轼、章惇到此游“。随后他抓着那根老藤，又荡了回来。

    章惇回来后，一身冷汗的苏轼看着他由衷地感叹道:“他日你若掌权一定杀人不眨眼。”章惇问其缘故，苏轼回答道:“一个连自己性命都不当回事的人，还能把别人的性命当回事吗”章惇听完后哈哈大笑，没反驳苏轼也没把苏轼的话当回事。然而日后的事实证明，苏轼的话完全正确。

    只不过苏轼没有想到，这位能够杀人的朋友，最想杀的人竟然就是苏轼他本人!

    人生真是如梦如幻。就这样在好友章惇的“帮助”下，苏轼来到了被贬之地--岭南的惠州。如今咱们一说广东，认为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是一个旅游的好地方。但是时间往前推一千年，宋朝时候的岭南地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史料记载惠州所属的岭南等地，当时号称“瘴疠之地”，荒芜之极，毒虫沼气无数，是极为艰苦之地，是未开化的荒废之地。

    在宋朝只有罪大恶极的犯人，才会被发配到那里。犯人一但被发配到岭南后基本无法生还，所以人们一提岭南都是谈虎色变的恐惧之情，绝无今天的南国之春，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苏轼发配到那种地方后，其结果可想而知了。当时因为长途跋涉和水土不服，苏轼在惠州遭了无数的罪。

    他最心爱的小妾朝云，也在惠州与世长辞，死时年仅34岁。但是被称作中国“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拥有极其强大的适应能力。即使被赶到了苦寒之地，苏载依然能够极快的适应，在这片称之为“瘴疠之地”的土地上生存下去。

    在苏轼眼中随遇而安，不怨天不尤人，才是人生最大的智慧。而一个具备智慧的人，即使身处地狱，也能苦中作乐。而没有这种智慧的人，即便身处天堂，也只会愁眉不展郁郁而终。

    当时苏轼至岭南后就与当地的百姓们愉快地交流，撰写《秧马歌》，为当地百姓的插秧工作改进了工具，提高了百姓的农业工作效率。他还建立了一个水利工程，把城外的泉水引到城内，改善了居民的饮水品质，让居民彻底告别了饮用“咸苦水”的历史。

    当然苏轼对岭南最大的帮助，还是他创办了学堂，为当地学子们提供了更好的教育。苏轼用自己一生的本领，为当地学子无偿讲学明道，为国家培养后备力量。当时苏轼开堂授课的消息传出后，天下的才子们都“沸腾”了。为了得到明师的教化，通晓人生的道理，懂得圣贤之道，学子们源源不断地的前往岭南惠州，拜苏轼为师。

    即使是冒着站错队的政治风险，冒着无法参加科举考试的威胁，这些学子们依旧蜂拥而至，来惠州见他们心目中的圣贤。可见苏轼在当时学子们心中的地位。就这样伴随着这些才子们的蜂拥而至，惠州这个曾经寂寞无名的荒蛮之地，竟然成了宋朝著名的城市之一。它的影响之巨大、声名之远扬，也只有清代诗人江逢辰的那首诗句能够形容了。那就是:“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这就是苏轼的人格魅力。也是身处逆境中的他，用自己的所作所为，留我们的最大启示。

    虽然天下的学子几乎人人都爱苏轼，但始终有一个人，要绞尽脑汁，害死苏轼。苏轼被贬到惠州后，在那里居住了三年，这期间苏轼习惯了那里的风土人情，他购买了一些土地，准备长居此地。然而不久朝廷的一纸诏书，彻彻底底打乱了苏轼的生活，并把他发配到更远的“天崖海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