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一十四章 精兵简政 迫在眉睫（一）

    公元1042年，大宋西北与西夏的战事持续多时，军费大量支出，大宋帝国财政吃紧的情况下，天章阁待制、同判礼院宋祁写下了关于“三冗三费”的奏疏，直言朝廷应该精兵简政、节约财政。

    何为“三冗”宋祁认为帝国目前存在的“三冗”即为冗官、冗兵、冗僧。每个人提出的三冗还是稍有不同，此后其他人提出的三冗还是有所不同。

    宋祁奏疏中上告宋仁宗，如今的天下无官职额度限制，官员泛滥，严重超额此为“冗官”。“冗官”的产生渊源流长，一直可以上追至北宋建国之时，特别是太宗时期大开科举，官员数量急剧增加。大宋朝廷为了打仗，大规模地招兵，严重消耗国家的赋税，已经成为国家的累赘，此为“冗兵”。“冗兵”的数量增加更超过官员的增加数量，已成为国家最大的负担。国家对僧人、道士不规定数额，导致很多人以此逃避赋税、不服徭役，寺院还不给国家上交财富，此为“冗僧”。特别是真空时期大搞封神运动，僧人道士数量增加更是不得了。何为“三费”即修建寺观太多、道场斋醮太多、靡费公用太过。

    宋祁继续在奏疏中上告宋仁宗，国家频繁地以为皇帝祝寿、为百姓祈福的名义，建道场、设斋坛，向神佛祈祷，严重耗费了国家的财政，此为“道场斋醮、修建寺观太多”。上下挥霍无度，官员三公消费无数，宋朝一片纸醉金迷，有多少钱都不够花，此为“靡费公用太过”。此“三冗三费”问题，已经成为大宋王朝一个致命的“毒瘤”，再不根除必成大患。稍有不慎甚至会引发亡国!

    宋祁奏疏中上告皇帝现在的大宋王朝，必须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改革，以扭转范坤，重铸太平盛世。宋祁的这个观点，得到了朝廷很多有识之士的共鸣。宋仁宗也认可他的观点准备进行改革，清除掉这个大宋社会存在的巨大毒瘤。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即将孕育而出，并且准备席卷整个大宋王朝。

    宋祁的这个观点将这些弊政归纳起来，归纳起来就是所谓的“三冗”问题，即冗官、冗兵、冗费。冗官问题要追溯到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夺取政权后，吸取五代皇权经常旁落的教训，想方设法削弱官员的权力。他推出的措施之一。就是扩大官员数量，数量增加了，分摊到每个官员手中的权力相对就小了，这种措施从宋初开始后一直延续到后任的各朝统治时期并进一步恶化，官员的数量是只多不少。比如为了削弱宰相权力，宋朝通常会设两个宰相比如庆历三年(1043)宰相就有章得象和晏殊二位。除此之外宰相之外还设立副宰相，即参知政事来分权，这个时期的参知政事也有两个，即贾昌朝和范仲淹。不仅如此宋朝的宰相只有行政权，没有兵权，兵权分给了新成立的枢密院。这一时期枢密院有枢密使和枢密副使三位。这样过去由一人承担的宰相工作到仁宗庆历三年变成七人分担。就这个岗位上而言，大宋朝的官员规模扩大了七倍之多。

    而大宋政权的地方机构也臃肿不堪。秦汉魏晋的大部分时间，实行郡县制，全国只有两级政府。宋朝实行路、州(府、军、监)、县三级政府，机构大量增加，官员的数量当然也随之大量增加。路的最高长官又分安抚使、转运使、提刑按察使、提举常平使，分管兵民、财赋、司法、救恤。州则设知州、通判等众多职位。除此之外，地方还有节度使、承宣使、观察使、防御使，边境设经略使。这些官职有的为虚职，有的为临时设置，名称庞杂，人数众多。不但当时的官职虚设，就是后人要弄懂这些官职也是非常困难，真是十牧九羊，官员多如过江之鲫。

    宋朝的官制也极为复杂。它实行官、职分离制度，有的官职有两个头衔，有的官职有三个头衔。依据官位给予俸禄，相当于级别，叫正官或寄禄官。职是实际任命的职务，但并不一定是实际从事的工作，实际从事的工作叫“差遣”。如谏官蔡襄的官职全称是“秘书丞、馆阁校理、知谏院”，秘书丞是寄禄官，馆阁校理是职，知谏院是差遣。

    我们一般称呼的官职，指的是从事的工作，即“差遣”。这样复杂的官制，也造成了大宋官职产生了一官多人，重复设位的现象。这些官员从哪里来主要是通过科举产生。北宋三年一考，每次开科取士动辄几百人。为了鼓励参加科举，对多年科举不第的举子们，还要特开“恩科赐同进士出身，这些人最终也会进入官场。这么多士子补充官员队伍久而久之，人满为患。人数多于岗位数，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好巧立名目才能安排新人就职。长年累月不断的积累这就形成了冗官这一现象。

    大宋时期的冗兵问题与宋朝的国家防御形势有关。燕云十六州被契丹占据后宋朝北部边境几乎无险可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只有实施人海战术，增加军队数量由大量士兵拱卫汴京周围、是曰“守内虚外”。为防止武将坐大、宋朝实行文官制约武官，岗位频繁轮换，这就是所谓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军队训练松懈、战斗力低下，连对付小小的西夏都屡战屡败。解决办法是继续扩大招兵，士兵数量越来越多。但是大部分的士兵是老弱病残，战斗力极为低下。宋朝实行募兵制，当兵成为一种终身的职业。当士兵年龄超过四十岁时基本上失去了战斗能力，但依然在军队中接受供养。这也是士兵数量越来越多的一个原因。好处当然也有，那就是完全防止了武将专权，拥兵自重，也防止了有战斗经验的人员聚众闹事，发动起义。所以在宋代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几乎没有。

    比如宋太祖时有兵20万人、真宗时增至43万人，仁宗时暴涨到82万人，加上地方厢军，全国士兵数量达到126万人左右。这么多兵能打仗的会打仗的却不多，故曰“冗兵”。养活那么多冗官、冗兵，巨额的兵饷和官俸已使国家的财政难以承受，财政负担越来越重，终于不堪重负。到仁宗时虽然国家的财政收入非常巨大，仁宗本人也并非一个奢侈之人，但国家财政连年出现赤字。京东路大旱因为财政无钱所以仍然对受害地区收赋收税，这才激起王伦等民变造成严重的内乱，这就是北宋的“冗费”问题。后世每每谈起宋朝，称其“积贫积弱”，主要指其“三冗”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但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宋朝确实是历代最富有的朝代，只是这些财富大都被浪费掉了，造成了大宋经济地位与国际地位极不相符的奇特现象。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五月，著名学者欧阳修也上奏疏诉说冗官:“因循积，官滥者多使天下州县不治者十有八九。”他建议朝廷派出强干廉明的按察使统计排查冗官，澄清天下。宋仁宗作为帝国的当家人，自然意识到三冗带来的严重问题，为此仁宗也深感忧虑。他任命新的内阁班子，也显示出变革的意图，因为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多次针砭时弊，是朝臣中的“革新派”变革已箭在弦上。

    庆历三年(1043)九月的一天，仁宗皇帝开天章阁召见范仲淹、富弼等重要臣子。天章阁为真宗所建，真宗去世后用以收藏他的文稿手迹，仁宗从来没有在此召见过大臣。当时韩琦被派往陕西宣抚边地，宰辅中，范仲淹、富弼最被仁宗倚重，在此召见足见优隆。仁宗对二人说道:“天下有名望的人很多，但我却破格提拔你们，就是想让你们与宰相一起尽心国事。对当前时政有什么建议，尽管呈递给朕不要有顾虑。”仁宗赐二人笔札，让二人在天章阁写疏奏章，陈述对“三冗”的革新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