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五十六章 颇具个性的王安石（十七）

    千古名相王安石最终被历史所铭记，但同样努力推动变法的神宗又该如何评价？

    熙宁八年（1075）四月，宋神宗赵顼与重新担任宰相的王安石讨论政事。是关于上等户逃亡的消息。宋神宗提到，听闻河北、河东一带，上等户逃亡的情况屡屡不绝，这或许与他们要跟同保的下等户共同承担的青苗钱粮有关。由于保内的下等户近期粮食歉收，很多人都逃亡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较富有的上等户，害怕政府索要钱粮时自己要承担更多，所以也跑了。

    对此王安石表示已着手调查，收到的反馈是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但只有磁州、相州出现了上等户逃亡的情况，且该地区上等户逃亡多是因为天灾歉收，人们为了应对荒年就进行了分房，以减轻生存压力。因此王安石禀告宋神宗，磁州、相州的上等户其实是“为分房减口”，怎么能称之为逃亡呢？“不知当时谁为陛下言此，何不明示姓名，令彼分析是何处有此事？”王安石追问道。

    宋神宗却说：“我不记得是谁说的这件事了。”

    王安石穷追不舍：“他既然这样讲了，那必定是存在这样的事实。如果事实存在，当前的调查结果就是州县监司合起来欺瞒上级；如果事实不存在就是有诬陷之人，让这种人留下来有什么益处！”宋神宗对此并没有回应，开始说其他事了。

    王安石忍不住了，张嘴就是一个带着怒气的比喻句：“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勺水，即羹何由有熟时也？”一位是雄心勃勃的天之骄子，一位是兢兢业业的变法能臣，他们在改革国家弊政这条道路上，已经共同“战斗”了很多年。但如今却是各有各的心思并没有在一条道上了。能臣的提醒，是出自于多年跟随的了解，以及变法派的激进选择。而君主选择忽视，并不是觉得臣子讲的话没有道理，只是他已经不想透露自己过多的真实想法了。羽翼渐丰的天子成熟了；想法很多的能臣疲倦了。

    在此前的一个月，宋神宗和王安石，已经进行过一场深入的谈话。

    “小人渐定，卿且可以有为”，宋神宗想说，之前反对变法的郑侠、冯京之流已经遭到贬黜，这次召你回来，你可以继续大胆推行新法。

    顿了顿宋神宗又说：“自卿去后，小人极纷纭，独赖吕惠卿主张而已。”这是以肯定吕惠卿来表明自己对眼前这位臣子的信任。因为吕惠卿可是王安石离开汴京前推荐给皇帝的定海神针。

    听到这话，王安石当然要先对皇帝的器重表达一番谢意：“臣父子蒙陛下知遇，所以向时每事消息盈虚，以待陛下深察，诚欲助成陛下盛德大业而已。今陛下复召用臣，所以不敢固辞者，诚欲粗有所效，以报陛下知遇。然投老余年，岂能久事左右？欲及时粗有所效，望陛下察臣用心。”

    时年55岁的王安石，说自己已经老了。他说这次面对陛下的复召没有推辞，是因为要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但可能日子也不会长久了。很明显王安石话中有话。一是想说自己推行变法并无私心，只为助力陛下大业，希望陛下不要对他持有疑心。二是隐晦的表达，自己这次“返场”，已失去了最初的决心，所以也许不能“久事”了。

    宋神宗大概也感知到了王安石的情绪，他说：“君臣之间，切勿存形迹，形迹最害事。”不管王安石有什么情绪，希望都不要成为日后“害事”的因素。两人好像对一年前（1074）的罢相事件说开了，但其实是在语言艺术的掩饰下，把对方推得更远了。是的如王安石所料，这次“返场”并没有很久。仅仅一年多后，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多次托病上疏请辞，十月他便回到江宁，从此至死未再回京。作为神宗朝这场大变法最核心的发起人之一，他为何走得如此决绝？

    因为宋神宗变了。王安石复相后，依神宗所言，他应该是要继续“有为”的。但实际上宋神宗在推行新法上的行事，已不再重视王安石的意见。譬如王安石要求对“不附新法者”治罪时，神宗并不理会；王安石想让负责保甲事务的司农寺兼兵部事，宋神宗也不同意；而在朝中同属变法派的韩绛、章惇、吕惠卿等人相继被贬出朝廷，唯王安石在朝中孤军一人……凡此种种，都让王安石觉得自己的这次回来，毫无意义——他的意见对这位帝王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后来他自己也说，皇帝与他议事，“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自己的建议，陛下听个一半也好啊！而宋神宗对他也表现出了厌烦的态度。王安石对这种束手束脚的政治生涯感到郁闷和厌倦。于是他再三请辞，只想远离朝堂，潜心学问。而这一回宋神宗同意后，也再没有重新起用他的动作了。九年前熙宁元年（1068），宋神宗曾对着王安石“变风俗，立法度”之说，兴奋得连连点头。如今，他再也不会为此激动了。因为他更想要别人对他连连点头。

    熙宁十年（1077）十二月，宋神宗发布诏书更改年号，宣布明年正月朔旦改为元丰元年。改元之后，宋神宗首先进行了一次人事调整。他任命吴充、王珪为相，后以蔡确、章惇参政，冯京主枢密等。这是个什么局？

    吴充，“务安静”；

    王珪，“三旨相公”，擅长取圣旨、领圣旨、得圣旨；

    蔡确，帝云亦云；

    章惇，“今日曰：诚如圣谕，明日曰：圣学非臣所及”……

    一言以蔽之，这个执政班子很“听话”。

    随后，便风风火火地开启了变法的新阶段。其实，从熙宁七年（1074）那一次罢相后，宋神宗所冷落的，与其说是王安石，倒不如说是一切有可能左右他决策的人。这是一个皇帝不断强化皇权所作出的选择。

    熙宁二年（1069），熙丰新政刚推行时，宋神宗为此定制了一个有“生老病死苦”之称的执政班子，一个极其平衡的局。“老”是指曾公亮，他已经年近古稀；“病”是富弼，他因反对变法而称病不出；“死”是唐介，他也反对变法，整日忧心忡忡，变法开始不久后就病死了；“苦”是赵抃，他无力阻止变法，成了愤青，整天叫苦不迭。剩下的“生”是王安石，他的变法生机勃勃。这几个旧臣与变法领袖王安石的互相牵制，是宋神宗的“制衡”安排，这早已暗含着他作为变法这盘棋子幕后主帅的智慧。这一时期，之所以选择“制衡策略”，是因为作为一个刚上任不久的君主，他对一切都不够熟悉，只好先隐一隐，倾听不同阵营大臣的意见后再调兵遣将，这是一个重要的积累过程。同时这也是他在推行新政过程中少有的奉行“祖宗家法”的地方了。注重“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让不同派别的势力相互牵制、相互制衡，此乃赵宋王朝的“祖宗家法”。当宋神宗积累了足够多的执政经验，他便一跃成为了这场变法的绝对主导，以皇帝的个人意志主持变法，事必躬亲。